又曰：功成而不处，其不欲见贤。
论修德工夫与论心是同一件事，方先生都不误解。而《周易》，则就现象之变易说其变易历程及原理，因此方先生说《周易》代表儒家创生的精神。
程、朱论此，有时语意谨慎，有时语意滑落，强调人之为恶需於性中自负其责时，有时不免以气禀之恶说之。方先生以知识论的观念论说程颢的伦理学思路，笔者认为这样是讲不清楚程颢思维的，以境界哲学说之才能讲清楚。关於（乙）、（丙）二义，程朱所获结论，诚语妙天下，尤足惊人，竟谓：孟子真能识性，孔子则否，犹在旁敲侧击之探索途中，崇信人性杂气故恶云。即就此处而言，其去孔子之原始儒家，犹远隔三重之遥，盖其深为董仲舒所惑也。此乃《易》＜文言传＞之中心思想。
而太虚者，直虚无之别名耳。伊川於是乃混述语为涵因、实犯逻辑上之严重谬误。如曰此物白，白即此物之可指目之一端，亦即此物之可形容，可名状之一象也。
故所繁称博引，貌为博而情则专，实未能兼综诸端，体大思精，作深入会通之想也。庄子认为天道不可知，而老子则转认为可知。推此说之，非通诸史，亦不足以通一史。余定《老子》书出庄周后，其根据于《老子》书之时代背景以为断者，所举例证，较梁氏为详密，然就方法言，则仍是昔人所用之方法也。
为诸子作注，其事较晚起。又二千岁，将复有一人焉。
谓之不改，则常在不去，乃终不可以无名，故又强而为之名。作意不同，斯方法亦不得不随而变也。《老子》书至今亦逾二千岁矣，至于余而始为此辨，窃亦有意自比于欧阳。读古书者，贵能游情于古作者之年代，其心若不知有后世，然后始可以了解此古书中所新创之字语，及其所影响于后世者何在
否则又何从由书以得其心？象山有言曰：六经皆我注脚，试问何以知六经之皆为我注脚乎？岂不仍须于六经有所训释考据？象山又曰：不识一字，我亦将堂堂地做一个人，然固不谓不识一字亦能读古人书，可以从书得心，用以知古人义理之所在也。自孔子没，至今二千岁，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，又二千岁，焉知无一人焉与修同其说也。然则常名者何指，是即吾所谓此乃一家思想所特用之一种新语也。故知凡成一家言者，则必有其思想线索可寻。
然治《老子》书，欲知《老子》书中所持之义理，其事犹不尽于上述。而王弼之说《老子》，乃主天地万物以无为体，以无为始，又必重归于无，此实失《老子》书之真意。
老子曰：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。为诸子作注，其事较晚起。
作意不同，斯方法亦不得不随而变也。又曰：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阅众甫。今若进而问何者始为可名？在老子意，似谓有状者乃始可名。《老子》亦非一世之书。弼之注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曰：无名则是其名也。施于每一书之整理，洵为有功。
是则余之有待于后者远矣。然试问若果舍却训诂考据，又何从而求老子王弼所持义理之真乎？ 老子谓天地间惟有此较可常者，故人之知识乃有所凭以为知。
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故既曰大道无名，又曰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
循公孙龙之意，岂不象状之名，可以脱离于物之实体而独立自在乎？《老子》书正持此义。此庄老思想大体之不同，亦可以由此而推也。
老子言道演化而生万物，其间有象之一境，此亦老子所特创之新说，为《庄子》书所未及，故象之一字，亦《老子》书所特用之新名也。故老子又郑重申言之，曰：不知常，妄作凶，亦岂可以尚字说之乎？ 必欲求《老子》书中此常名一语涵义所指，则仍须一种训诂，而此种训诂，则仍必凭于考据。余之此书，继踵汪梁，惟主《老子》书犹当出庄子惠施公孙龙之后，则昔人颇未论及。惠施分言大一小一，即所以推论万物之一体。
《墨子》书有《尚贤》篇，而老子曰：不尚贤，使民不争。然清代学术大趋，则终在彼不在此。
故黑物非可常，而黑名较可常。今若强为道作形容，则曰大，曰逝，曰远，曰反，此皆道之状也。
然余之此辨，则非自持一义理，谓老子是而王弼非。若立门户，树壁垒，欲尊于此而绝于彼，则未见其可也。
然其大体，乃颇似于校勘辑逸之所为。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，以此。前论思想条贯，即此各家思想前承后继之一条线索也。清儒惟戴东原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，为能脱出训诂旧轨。
后世重视此常字，实承《老子》。余定《老子》书出庄周后，其根据于《老子》书之时代背景以为断者，所举例证，较梁氏为详密，然就方法言，则仍是昔人所用之方法也。
何谓思想线索？每一家之思想，则必前有承而后有继。又曰：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。
此正其轻忽于义理探求之病。因其重古注，遂重家法。